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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動海洋經濟發展高質量是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釋放新動力，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應在遵循海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以增強海洋生態承載力為出發點，按照“基礎-動力-核心-保障”邏輯思路，構筑現代海洋產業體系-發展海洋高新科技-夯實涉海基礎-創新管理體系的海洋經濟發展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從組織、制度、人才、科技四大維度為其發展保駕護航，聚力打造大灣區經濟發展新增長極。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陸海統籌

粵港澳大灣區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個地級市組成。大灣區瀕臨南中國海，處于沿海經濟活躍地帶，是海陸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區域。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灣區經濟的核心要義。何為海洋經濟高質量呢？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突破“量”的僵局，側重于“質”的提升，它集海洋開發、海洋保護和海洋管控于一體，主要體現于海洋經濟內部各子系統海洋產業、海洋科技、海洋生態、海洋管理制度相互協調、相得益彰，生產要素得到充分的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向高質量戰略轉型過程中存在區域海洋發展不均衡，缺乏宏觀協調；海洋資源利用效率低，增長方式仍呈現粗放型格局；海洋產業主要集中產業鏈的中低端，綜合競爭力不強；海洋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海洋管控能力不足等問題，如何深耕南海，充分挖掘粵港澳大灣區海洋各子系統及生產要素的潛力，尋求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是具有重要意義。

一、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發展的基礎

（一）海洋區位優勢明顯

從區域位置上看，粵港澳大灣區北靠南嶺、丹霞山、九連山等自然屏障，南臨南中國海，中間由珠江、西江、北江等河流串聯成帶，水路交通便利快捷，區位條件突出。從經濟地理上看，灣區東臨海峽西岸經濟區，南接東南亞、南亞，西通北部灣經濟圈，北至長江經濟帶，是我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支撐點和全球綜合性交通樞紐。

（二）經濟實力與產業基底雄厚

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發展基礎雄厚，規模持續擴大。2018年大灣區海洋生產總值超過1.44萬億元（不含佛山、肇慶；澳門統計濱海旅游業和交通運輸業，香港統計海洋漁業、交通運輸業、濱海旅游以及10%的金融業），環比增長8.2%，比全省地區生產總值高出1.4%。其中，漁業產值2636.68億元，廣東9個城市漁業總值為2626.28億元，增速為2.27%，海產品總量和人均占有量居全國前列（見圖1-1）；規模以上港口貨物吞吐量為18.75億噸，環比增長5.27%，增速呈現不斷加快的趨勢（見圖1-2）。現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基本形成門類齊全的現代海洋產業體系雛形，為灣區經濟的新一輪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

圖1-1 2010-2018年粵港澳大灣廣東9個城市漁業總產值（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廣東統計年鑒（2010-2019）

圖1-2 2010-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港口貨物吞吐量及增速

數據來源：廣東統計年鑒（2010-2019），中國港口年鑒，香港統計署、澳門統計年鑒。

（三）海洋產業發展后勁持續增強

粵港澳大灣區持續推進海洋經濟領域的供給側、需求側的“雙側”改革，優化海洋產業結構，激發新動能。2018年，大灣區的海洋三次產業結構比為1.2∶35.1∶64.7，呈第一產業比重下降，二、三產業比重快速增長的態勢（見圖1-3）。其中，海洋漁業穩定有序發展，海洋石油化工、海洋交通運輸、濱海旅游等產業不斷提質增效，以天然氣水合物、海洋風電為代表的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海洋金融、海洋環保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海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

圖1-3 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三次產業結構

數據來源：廣東海洋經濟統計公報，香港統計署，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四）海洋資源豐富

在海洋空間資源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海岸線曲折漫長，海灣海島眾多，擁有大亞灣、大鵬灣、廣海灣等大型海灣。其中，大灣區的陸域面積約為5.47萬平方公里，海域面積為2.01萬平方公里，大陸岸線總長1479.9公里，海島數達850個。在港口資源方面，大灣區擁有全球最大的海港群，既有由香港港-深圳港-廣州港組合的世界級港口群，也有珠海港-虎門港等組合大型港口群以及惠州港-江門港-中山港組合的中小型港口群；港口碼頭泊位2811個，其中304個為萬噸以上的泊位（見表1-1）。在海洋生物資源方面，大灣區海洋生物種類豐富。以廣東為例，根據《廣東省養殖水域灘涂規劃》公布的數據，廣東海洋生物種類達3000多種，沿海海域浮游植物平均生物量為1404×104個/立方米，浮游動物平均生物量為120.5毫克/立方米。在油氣能源儲藏方面，灣區及周邊海域油氣石油資源量約為80億噸，主要集中在珠江口盆地，而天然氣水合物現儲量巨大，目前已圈定11個遠景區、19個成礦區，鎖定2個千億方級礦藏，有力保障了灣區的能源安全。

表1-1 2018年珠江水系段7市港口碼頭泊位情況表

資料來源：中國港口統計年鑒2019.

二、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海洋經濟大而不強，區域發展失衡

粵港澳大灣區地理位置優越，海洋資源稟賦優勢明顯，海洋產業眾多，海洋生產總值不斷攀升，但仍存在大而不強，多而不精的問題。大灣區海洋資源的開發總體還是處于低水平粗放型的模式，主要依賴生產要素的擴張和物質資源消耗實現海洋經濟的增長。如海洋漁業加工業，由于高新加工技術缺失，現階段的水產品加工主要以鮮加工、初加工的傳統加工為主，加之管理制度的滯后，嚴重阻礙漁業的持續發展。此外，由于大灣區內各城市發展基礎的差距，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經濟實力雄厚，涉海設施和海洋服務體系較為完善，而江門、惠州、中山等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偏低，海洋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致使區域間的海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不斷拉大，制約區域間海洋經濟協同發展。

（二）海洋開發空間格局亟待優化，區域間產業同質性嚴重

粵港澳大灣區的海洋開發缺乏宏觀協調和規劃，開發秩序混亂。具體表現為近岸海域開發過度，尤其是在港口開發中產生大量的圍填海和海岸線硬化，而離岸海域除了航運和捕撈外，基本上還處于空白狀態。由于支撐不同海洋產業發展的要素存在重合性，如海洋漁業和濱海旅游業，石油化工與船舶制造業，如何在有限的海洋資源條件下協調指導大灣區海洋產業發揮最大的功效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另外，灣區內的海洋資源稟賦類似度較高，各城市的海洋產業同質性引發的不良競爭。以港口建設為例，粵港澳大灣區分布眾多規模相同的港口，有香港港、廣州港、深圳港的億噸大港，有惠州、中山、江門的千萬噸港口，港口功能的高度雷同加劇港口集群的不確定。

（三）海洋科技創新能力有待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低

粵港澳大灣區涉及9+2個沿海市，科研機構數不少，但機構分散獨立，科研要素流動受阻，沒有發揮科研協同效應。主要體現在基礎研究不足、原始創新少，關鍵核心尖端技術不多。如海洋精密高端儀器制造、深海勘探開采技術、海底地形測繪、海洋遙感及立體觀測監測等技術仍相對滯后。加之受現有科研評價體系和管理制度的影響，海洋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的不完善導致大灣區的海洋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而進入商業化生產的更是寥寥可數。為此，如何打破現有海洋科技管理制度的僵局，構建海洋科技創新服務體系，提高海洋科技貢獻率，推動實現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灣區科技發展面臨迫切的問題。

（四）海洋環境破壞嚴重，海洋生態線管控存在較大難度

伴隨海洋經濟的高速增長，大灣區所管轄的海域資源，尤其是海岸線資源的供需關系日趨突出，海洋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空前加大。個別沿海地方一味地“向海要地”，各類填海工程、港口碼頭建設不斷，導致海洋生態空間不斷被侵占。同時，隨著沿海城鎮人口增加和過度捕撈等現象加劇，近岸海域、海島生態系統破壞明顯；加之沿海工業廢水排放量日益增多，灣區的海洋生物資源多樣性呈衰退趨勢，部分海域海底甚至出現“荒漠化”。粵港澳大灣區分屬三個不同經濟體，經濟制度、行政體制等方面存在差異，嚴重制約海洋生態紅線進行統一管控。很多海岸使用隨意性較大，部分項目無序擠占海岸、違規填海用島的現象嚴重，大量優質岸線被半私有化或完全私有化，對灣區海洋生態線的全面管控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五）海洋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相應的配套及服務不到位

涉海基礎設施的聯通是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目前除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四中心城市外，灣區其它城市的海洋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包括海港碼頭、海洋公共平臺、海底管線、交通網絡、能源供給等滿足不了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以珠江西岸的中小型港口群建設為例，珠海港與中山港之間通道建設不足，港口群的信息網割裂，智慧港口建設的進展相對滯后，這嚴重阻礙大灣區港口群的協作高效運轉。

（六）海洋經濟的綜合服務體系薄弱，海洋管理機制僵化

伴隨海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海洋產業鏈的延伸，與之相應的社會經濟服務支撐體系要求越來越高。目前灣區內對海洋管理還處于單一模式，機制體制較為呆板，沒有跟上新時代海洋經濟發展的速度，綜合管理水平和能力不足。加上大灣區各城市從各自的視角出發，未能總體考慮和協調，灣內各城市制定獨立的海洋發展規劃，導致不同區域間的規劃、同一區域不同規劃間存在間隙、甚至矛盾。具體表現為灣區缺乏總體海洋經濟戰略規劃、缺乏統一協調的海洋生態管控規劃以及地方海洋經濟發展如何融入大灣區戰略框架等。這都給粵港澳大灣區的海洋綜合管理造成困惑。

三、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選擇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海洋資源稟賦、海洋開發的次序及海洋經濟發展規律，抓住“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契機，按照“基礎-動力-核心-保障”的邏輯思路，明確構筑現代海洋產業體系-發展海洋高新科技-夯實涉海基礎-創新管理體系的海洋經濟發展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具體表現為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的海洋產業布局，拓展藍色經濟發展空間；大力推擠海洋領域供給側改革，聚焦高新技術海洋產業，構筑灣區現代高效的海洋產業體系，提升海洋經濟的國際綜合競爭力；進一步夯實涉海基礎設施，加強海洋環境保護，提高資源環境的承載力；積極推動海洋科技協同創新，打造海洋經濟藍色引擎；充分調動區域的積極性，聚力打造大灣區經濟發展新增長極。

（一）統籌海洋產業布局，拓展藍色經濟空間

優化區域海洋產業布局。近海是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海洋產業聚集地帶，擔負海洋發展的基礎；遠海、深海是海洋權益維護的關鍵，承載海洋發展的未來。根據大灣區的區位優勢、海洋資源稟賦、生態環境容量和產業的基礎，遵循海洋產業升級和結構演變的規律，統籌規劃新興海洋產業動態變化和各區域產業的競合關系；進一步突破空間地理的邊界，激活海洋生產的要素，按照功能明晰、海陸互促、優勢互補的要求對大灣區海洋空間進行合理分割定位，統籌近海與遠海開發次序，平衡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系，促使藍色經濟集群化、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海洋經濟應以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為中心增長點，鐵路、河流及航運線為連接帶，以點成線、以線帶面、中部往佛山、肇慶扇面輻射，構筑高端海洋技術裝備制造業基地；東側往東莞、惠州扇面輻射，構筑海洋信息能源基地；西側往珠海、中山、江門區域扇面輻射，構筑海洋生態綜合服務基地；通過“四中心+三基地”協同聯動效應，推動整個灣區海洋經濟的活力增長。

拓展藍色經濟空間。把握深海、遠海在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意義，進一步加大對大灣區海洋科技研發的投入，積極發展遠洋捕撈、深水網箱養殖、深海礦產勘探和海上風電等產業；依托瀕臨南海的區位優勢，強化與南海周邊國家（地區）的溝通聯系，重視南海國際大通道的建設，共建海洋產業基地和南海后勤補給基地。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在港口航運、海洋環保、海上救助、海洋公益、海洋環境監測、海洋減災防災等方面與絲路國家達成協議，提升海洋空間發展格局和維護海洋權益。

（二）構筑高效的現代海洋產業體系，推動三次產業的融合發展

鞏固提升海洋傳統優勢產業。在海洋漁業方面，加強遠洋深海漁業資源深度調查，建立全球海洋漁業資源數據庫，大力發展遠洋漁業；轉型升級養殖業，加快建設現代水產種業體系；拓展海洋離岸養殖，發展深藍漁業，建設“藍色糧倉”；加快漁業產業集群，在珠海、惠州、廣州、江門等地建設一批冷鏈物流園區，圍繞萬山、巽寮等漁港打造現代漁港經濟區。在海洋交通運輸業方面，充分發揮國際航運中心——香港的優勢，進一步健全深圳、廣州航運綜合服務功能，全面整合珠海、惠州、中山、江門港口資源，建立統一的信息資源共享平臺，構筑現代立體綜合交通體系。在海洋船舶業方面，對標國際標準，加大對全球大型船舶先進技術的研發，提高船舶配套設備自主品牌的開發能力；扶持一批高新技術船舶制造企業，推動海洋船舶裝備公共平臺的建設；推進船舶業的供給側改革，優化升級產品結構，適應全球船舶市場需求。

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海洋產業。充分激活海洋生產要素，發揮粵港澳的科技、資金和政策優勢，大力扶持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海水綜合利用等戰略性新興海洋產業，打造海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海洋生物醫藥方面，深化粵港澳三地在海洋藥物、海洋化工、海洋功能食品等領域的創新合作，在廣州、深圳-香港、珠海-澳門等城市搭建一批海洋生物科技公共研發平臺和中試平臺，以“政-產-學-研-用”的模式聯合推進。在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方面，依托科學院所和骨干海工企業，加快研發制造深海勘察開采設備、天然氣水化合物開采裝備、水下機器人、海洋遙感器等智能化新型海洋工程裝備。結合“珠西戰略”工程的實施，積極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珠西海洋工程裝備制造產業帶。在海水綜合利用業方面，以深圳國家海洋經濟創新發展示范城市為依托，研發一批海水綜合利用國際一流的工藝和設備，突破海水綜合利用的核心技術，在江門、珠海、香港、澳門等地建立一批海水綜合利用示范工程，實現海水綜合利用業的規模化、集群化。

大力發展海洋服務業，實現海洋產業結構高級化轉變。濱海旅游、海洋信息服務、海洋技術服務等產業是是助推粵港澳大灣區整個海洋產業價值鏈升級的關鍵環節和重點節點。在濱海旅游業方面，依托大灣區獨特的海岸、海島和文化底蘊，大力發展海上觀光、郵輪游艇、海洋運動、海島度假養生等新業態，釋放濱海旅游業的潛能；加快粵港澳三地旅游資源的整合，利用珠港澳大橋建成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打通三地人員流動、資源流通的壁壘，開辟濱海旅游業的新天地。在海洋信息服務業方面，發展海洋信息科學技術，積極謀劃建設數字海洋、透明海洋及智慧海洋信息體系，建立灣區海洋信息數據“一張網”；整合優化粵港澳三地海洋觀測與監測資源，發揮廣州、深圳、香港等等涉海院所的海洋科技優勢，籌建大灣區海洋預警預報系統；構建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搭建國際海洋信息數據庫。在海洋技術服務業方面，以自主核心技術創新為引領，深耕細分海洋各個產業領域，聯合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密切跟蹤國際海洋技術發展的最新態勢，根據粵港澳海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圍繞海洋技術研發和轉化兩大主題，建設一批海洋科技公共服務平臺和中試平臺，提升海洋經濟發展層次。 

（三）積極推動海洋科技協同創新，共筑海洋經濟發展新動能

科技協同創新是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加快三地科技要素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激活海洋經濟科技研發系統，促使海洋經濟實現帕累托最優的增長。圍繞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以涉海企業為主體，充分發揮大灣區科學院所的作用，遵循“海洋科學基礎研究-海洋技術突破創新-海洋科技成果中試-海洋科技成果產業化”的發展路徑，重點推動深海油資源勘探、天然氣水合物開采、海洋網絡信息體系、海洋環境保護與生態修復、航運保障、海洋衛星遙感等關鍵海洋科技創新，加以推進海洋科技管理體制機制等“軟環境”的創新，營造尊重科技人才，尊重知識產權的氛圍，實現大灣區城市與城市、技術與技術、技術與環境聯動協同發展。

整合粵港澳三地的科技、人力、資金等海洋生產要素，進行“政+產+學+研+用”的聯合，大力推進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建設，積極籌建國家海洋重點研發中心、南海海洋工程實驗室及海洋科技中試平臺，聯合大型骨干涉海企業，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科技戰略聯盟，協同解決海洋科技發展中的關鍵問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同時，圍繞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走廊建設，依托深圳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優勢，籌建廣州海洋科技研發中心城市，籌建香港海洋科技綜合服務中心城市，創新珠海-澳門的科技合作模式以及惠州、佛山、江門、肇慶等城市間的輔助形式，合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科學創新的有機融合和協同發展。

（四）夯實海洋經濟基礎設施，促進陸海統籌發展

為了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海洋資源稟賦，激發海洋生產要素的活力及區域規模效應的最大發揮，大灣區海洋基礎設施的健全起到關鍵作用。根據陸海統籌、互聯互通的要求，結合灣區海洋經濟發展方向及其中心極輻射范圍，加快構筑立體交通網絡體系，全面打通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產業聚集區、海洋高新科技園區、海洋貿易區、海洋金融服務區等區域要素的自由流通。籌建南海國際大通道，借助“一帶一路”建設的契機，加快灣區與周邊國家及地區空港、海港、高鐵、航道、高速公路為主干的基礎設施及配套服務的建設。

推動大灣區網絡一體化建設，加快推進“智慧海洋”工程建設。籌建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的海洋信息公共服務平臺，實現灣區城市群海洋信息共享和無縫銜接。加大灣區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圍繞海洋文化、海洋貿易、海洋科普、海洋環保、濱海旅游的內容和主題籌建南海合作交流平臺；積極履行海上救助、海洋防災減災的責任，籌建南海后勤補給基地，推進南海島礁填海作業工程建設；加大與絲路沿線國家國家、地區在海洋領域的合作，共建互建海洋產業園區，增強灣區的國際影響力。

（五）推進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共守生態安全格局

持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構筑“河口-海岸-海水-重要生態區-海島”的海洋生態保護體系；在整個灣區范圍內統一劃定海洋生態紅線，構筑海岸生態保護帶；注重頂層設計，打破區域的界限，統籌分配灣區岸線資源，嚴格控制圍填海規模，確保自然岸線保有率逐年提高。探索實施灣長負責制，積極開展“藍色海灣”整治修復工程，提升海岸帶生態承載力。強化重要海洋生態區和自然保護區的保護與修復，重點推進橫琴海岸帶、崖門口海域、大鵬半島、考洲洋等海域與珠江口中華白海豚、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保護與建設。創新大灣區無居民海島的保護和管理的模式，生態化開發海島資源。以“互聯網+”的理念和工具動態監測大灣區海洋環境狀況，大力推進智慧海洋、透明海洋的建設工程，提高海洋環境的綜合管控水平。

（六）探索海洋精準管理模式，創新海洋管理機制

從整個灣區范圍考量，構筑覆蓋粵港澳大灣區的海洋空間資源綜合監管大平臺。打破行政區域的壁壘，促進海洋資源的自由流動，以市場價格機制調配資源，實現海洋資源利用價值的最大化；探索粵港澳大灣區集約用海，統一規劃統籌用海項目。探索實施海洋資源精準管理，科學評估資源價值，實施海洋價值補償制度；推進海域使用權直通車制度的實施，完善招拍掛制度，銜接好海域使用權證與不動產權證之間的轉換；協調廣東省、香港、澳門等地不同海洋管理制度的差異，對灣區的海洋資源利用、海洋環境保護及海洋災害的預防與應對進行統一管理，協同推進。

四、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保障措施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灣區的藍色崛起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它涉及“9+2”城市，存在行政管理部門眾多、基礎發展條件不同、體制機制差異等問題，要注重頂層設計，科學宏觀統籌規劃，從組織、制度、資金和人才等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組織保障

組織體系在推進粵港澳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應組建廣東省政府、香港、澳門及深圳、廣州、珠海等9市領導組成的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推進領導小組，結合灣區現狀特點，統一領導海洋經濟發展工作。具體包括負責制定海洋經濟宏觀發展戰略和政策，推進涉海基礎設施建設、守護海洋生態安全的重大問題。明確各城市的角色定位和任務分工，定期召開“9+2”城市的聯席會議，討論海洋經濟發展過程存在的困境及解決對策，部署新一輪的海洋戰略。

（二）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產業扶持政策和一體化管理制度，延伸產業鏈條價值鏈，加快海洋產業集群發展，實現海洋經濟的提質增效。從財政政策上，政府要加強大灣區海洋經濟的財政扶持，在政府預算和專項建設基金計劃中對海洋產業，尤其是海洋電子信息、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海上新能源、可燃冰等海洋新興產業給予重點傾斜，培育海洋經濟新增長點。從海洋科技管理制度上，全面推進大灣區海洋科技協同融合機制，健全海洋科技綜合服務體系，在深圳、香港、廣州等城市建立一批國家級海洋科技創新大平臺及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器，充分發揮海洋科技的引擎作用。從財稅管理體制上，要積極落實國家對高新海洋技術企業、軍民融合示范區基地和自貿區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努力爭取中央下放部分南海油氣田資源稅征收管理權；實施海洋產業聚集管理，大力推進海洋產業園區建設，積極構筑廣州-佛山-肇慶高端海洋技術裝備制造業基地、香港-深圳-東莞-惠州海洋信息能源基地，澳門-珠海-中山-江門海洋生態綜合服務基地等，推動海洋產業聚集發展、規模化發展。

（三）金融保障

資金是海洋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根據海洋產業現階段發展的特點及未來的趨勢，構筑統一的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產業投融資體系。積極拓寬海洋經濟投融資的途徑，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平臺的資本優勢，吸收當地及國際資金進行投資大灣區的海洋綜合開發行列當中。創新大灣區海洋產業的融資模式，設立大型海洋資產市場，探索建立各種涉海投融資平臺。建立海洋產業貸款擔保機制，探索設立政策性產業基金“政銀保”，如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產業發展專項基金，粵港澳大灣區海洋基礎設施建設基金、粵港澳大灣區海洋資源開發專項基金、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環境保護基金等。加快建立和完善大灣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籌建粵港澳大灣區地方合作銀行，引導金融機構對海洋產業、海洋科技、海洋環保的信貸投放；積極爭取國家專項扶持資金，探索發行海洋資源開發專項債券，為大灣區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

（四）人才保障

根據大灣區海洋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加快推進海洋人才供給側改革，構筑高層次海洋人才培養、引進與激勵機制。加強海洋技術人才培養，在粵港澳三地現有的教育資源的基礎上，根據海洋事業發展的需求有計劃的建設一批高層次海洋人才培訓基地，積極造就技術研發型、技術推廣應用型及經營管理型的海洋人才；籌建粵港澳大灣區海洋國際人才交流中心，積極主動與境外開展海洋技術合作與高層次人才培訓項目，選派一批年輕的海洋人才到境外研修。建立開放式的海洋人才市場，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的海洋人才引進機制。結合大灣區海洋生物醫藥、海水綜合利用、海洋高端裝備制造業、海洋信息服務、天然氣水合物等產業發展的需求，編制好緊需海洋人才引進指導目錄，制定人才安置和激勵政策。優化人才發展環境，探索建立大灣區高端海洋人才聚集區。改革創新科技管理體系機制，大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海洋人才服務體系建設。尊重和保護海洋科技人員的知識產權，探索建立海洋技術研發人員的高酬免稅制度；組建粵港澳大灣區海洋智庫聯盟，為打造灣區藍色經濟增長極發揮決策咨詢作用。

五、結語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最具生命活力的區域，擔負著創新協同發展、轉型升級發展及綠色協調發展的新時代使命。高質量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應有之義。海洋經濟是大灣區經濟新時代發展的增長極，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個系統工程，不僅僅涉及人才、資金、技術及創新要素高效配置問題，還包含支撐其發展生態環境質量及其輻射面問題。如何推動海洋經濟的陸海一體化發展、海洋產業生態化發展、內涵式發展、構筑現代高效的海洋產業體系，實現其高質量發展也是學界、政界和商界一直研討的問題。筆者在研究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這個問題上，是綜合考量現階段大灣區海洋資源稟賦、海洋產業的歷史演變及未來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提出的。需要清楚地認識到，海洋經濟是動態變化的，其高質量的內涵也應隨著對海洋經濟認識的深入而不斷豐富。因而，涉海管理部門、企業要根據打破僵化的思維，持續推進海洋領域供給側、需求側改革，培養新動能，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科技創新、海洋對外開放、海洋環境保護及海洋管理制度創新的五位一體的綜合發展，促使海洋經濟成為大灣區發展新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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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