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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以來，東盟對華貿易持續逆差。據東盟統計，2010年東盟對華貿易逆差103.6億美元，2015年、2016年和2017年連續三年分別為729.1億美元、803.4億美元和680.6億美元。如果不包括新加坡，逆差額還會進一步擴大，如2017年除新加坡外東盟國家對華貿易逆差總額767.5億美元。

數據還顯示，隨著中國-東盟貿易額的快速增長，貿易逆差呈加速擴大趨勢。2010年，東盟對華出口額占雙方貿易額比重為47.8%，但隨后逐年下降，2017年有所反彈達到42.3%，2015年和2016年則不足40%。這也表明，雙方貿易往來日益密切，但貿易不平衡性卻在加劇。

從具體國別看，2017年東盟十國中只有新加坡、老撾對華貿易是順差，其他國家均為逆差，其中柬埔寨對華出口額僅占雙邊貿易額的12.5%，文萊、菲律賓、越南占比相對較低，分別為26%、27.8%和37.8%，印尼和泰國也低于42.3%的平均水平。

從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看，理論上中國與東盟貿易存在較強互補性，雙方貿易潛力巨大，但很多時候潛力無法兌現。近些年隨著基礎設施的改善、人口紅利的釋放以及低廉的成本，許多東盟國家成為了跨國制造企業的樂土，這些國家開始具備一定的工業生產能力，中低端工業制成品在出口商品結構中逐漸占據主導位置。按海關二位編碼看，“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額在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出口商品中居首位，泰國、老撾是第二，印尼是第三，柬埔寨是第四；“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件”出口額在泰國出口商品中居首位，菲律賓是第二，馬來西亞是第三，越南、文萊是第五，印尼是第六。僅從出口額看，工業制成品已經成為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的主要出口商品。問題在于，這些商品在中國擁有更為強大的生產能力，進口需求很小。

中國主要進口商品類型呈兩極化，一類是能源、礦石、農產品等初級產品，一類是國內尚缺乏生產能力的高精技術產品。理論上，東盟國家應向中國出口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如印尼的油氣、銅、金、鎳、錫等，緬甸的油氣、鉛鋅、鉻、錫、銅等，老撾的鉛鋅、鋁土、鐵、鉀鹽、銅等，菲律賓的銅、鉻、鎳、金等。但受經濟發展水平限制，東盟國家對礦產資源開發開采力度不足，除老撾外，礦產品（不含油氣）并沒有成為東盟國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即便開采力度提升，也不會全部對華出口，并且初級產品附加值低，難以有效解決貿易平衡問題。從目前態勢看，東盟國家已經有了更多選擇，不會走資源出口導向型發展路線。另一方面，東盟國家工業化剛剛起步，許多制成品仍需大量進口，很長時期內對中國商品的進口依賴不會降低。綜合來看，中國-東盟貿易商品結構不合理問題短期內很難解決。

從政治外交及安全層面，東盟國家對中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越南、老撾、柬埔寨是中國陸路鄰國，菲律賓、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包圍著中國南海，馬六甲海峽是中國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能否處理好與東盟國家關系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直接重大影響。正是如此，美國從來沒有放棄對東盟國家的影響和滲透，希望將東盟打造成遏制中國的前沿陣地，“南海問題”就是明證。現階段，美國正積極推行“印太戰略”，并致力于將東盟變成重要棋子。

國際關系的本質是實實在在的利益。通常情況下，東盟國家可以左右逢源，但中美貿易戰的持續很可能將東盟國家推入兩難境地。東盟國家的選擇對中國的影響要遠超對美國的影響。中國歷來高度重視與東盟國家的關系，東盟也是中國周邊外交戰略的重點區域。但由于東盟國家經濟長期積弱，對中國經濟發展能提供的幫助十分有限，在中國對外經合作格局中的重要性不高，與其戰略位置和戰略意義不匹配。從目前情況看，至少在賬面上，與美西方國家相比我們并沒有給予東盟更多的利益，甚至仍在穩定的賺取著東盟國家的外匯。

目前，中國對多數國家貿易都是順差，大規模貿易順差已經常態化，這實際上是雙刃劍。眾所周知，對華巨額貿易逆差正是特朗普政府發起貿易戰的重要借口，并且這種較為顯現的借口經過加工很容易讓美國社會“同仇敵愾”。印度對華貿易也是長期巨額逆差，2018年印度對華貿易逆差為578.8億美元，印度對華出口額僅占雙邊貿易額的19.4%。這種情況給中印雙邊經貿深入合作帶來了巨大障礙，消除對華貿易逆差成為印度在多種談判場合的重要“籌碼”。同樣的道理，東盟國家長期對華貿易逆差難免也會產生心理隔閡，從而增加雙方合作難度，中國可能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協、讓步甚至補償。

多數東盟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緬甸、老撾、柬埔寨更是屬于全球最不發達國家行列，這些國家經常賬戶長期處于赤字狀態，且債務負擔很重。2017年老撾外債存量占國民收入比重為90.8%，柬埔寨為57.2%，越南為48.8%，印度尼西亞為36%。盡管對華貿易逆差絕對規模不大，但無疑會使已然窘迫的外部賬戶雪上加霜，進而催生對華不滿情緒。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東盟對全球貿易一直是順差，對美貿易也一直是順差，并且順差規模呈持續擴大趨勢。2017年東盟對全球貿易順差為700.8億美元，如果不包括新加坡，也有45.2億美元。2017年東盟對美貿易順差為511.7億美元，如果不包括新加坡，則擴大為621.8億美元。這與對華貿易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如果被炒作利用，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東盟國家不滿情緒。

前文提到部分種類的工業制成品已經成為東盟國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件”，“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備、精密儀器及設備；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車輛及其零件、附件，但鐵道及電車道車輛除外”等。這實際上是在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主導下形成的，由于中國生產成本的上升，東盟國家逐漸成為許多跨國制造企業的首選，并且很多跨國公司正在將生產終端由中國向東盟轉移。這也意味著美西方國家與東盟國家實質經濟聯系在不斷緊密，這些國家可以跨國企業為觸角加強對東道國各方面的滲透和影響。對于這種變化我們應高度重視甚至警惕，這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小的操作空間，比如拋出選擇“中國制造”還是“東盟制造”、選擇投資中國還是投資東盟等非此即彼的命題，引發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對立情緒。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中國對東盟國家直接投資存量保持了較快增長，但投資力度仍需加強。一方面在東盟外資來源地中中國排名不高，對東盟投資額在中國對外投資總額中占比也偏低。另一方面，中國對東盟投資呈現碎片化，無論國家層面、產業層面還是企業層面都缺乏完整統一的投資規劃，對地區經濟的影響力相對有限。此外，大多數對東盟投資不能夠形成國內外產業協同發展，這種情況下，對帶動雙方貿易發展的作用有限，難以起到推動東盟國家對華出口改善雙邊貿易失衡問題的積極效果。

國際關系和國際交往的本質是利益，單純的政治交往無法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因此，必須使中國-東盟在經濟領域產生更多更深的聯系，使東盟國家與我產生無法割裂的利益紐帶。在當前貿易失衡的狀態下，如繼續強調擴大貿易往來，會使問題更加嚴重。而從加強投資合作角度出發，立足東盟資源稟賦和我經濟發展實際需求，打造內外聯動、產業協同的全產業鏈投資格局，可進一步密切與東盟經濟聯系，綁緊雙方利益紐帶，對貿易產生引導和促進效應，部分改善雙方貿易失衡問題。

除了常規的貿易便利化和投資便利化協定，為推動對外投資，我國根據形勢變化出臺有各種投資鼓勵和支持政策。如多種類型的投資合作基金、境外經貿合作園區補貼、國際產能合作項目前期費用補助等，這些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刺激企業的投資欲望，擴大對外投資規模，但真實效果不夠理想。合作基金往往設置較高的可獲門檻，對作為“一帶一路”沿線對外投資主力軍的中小企業或中小型投資項目，往往無法很難提供有效支持。補貼類政策存在同樣問題，標準僵化、門檻高，對有實力、有能力獲得補貼的企業是錦上添花，而對真正需要補貼的企業只能是望梅止渴，并且還催生了許多“補貼尋求型”投資。

為探索更為科學有效的投資引導和支持政策，建議首先，加強對東盟經濟和產業情況研究，尤其注意東盟與中國產業發展及產能轉移對接方面的研究，結合東盟實際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全產業鏈投資合作規劃，為中國企業對東盟投資的提供引導。其次，應將泛區域、泛領域合作基金轉型為產業基金，降低基金獲得門檻，盡可能滿足產業合作規劃框架下投資企業、投資項目的融資需求，特別是滿足中小企業或中小型投資項目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