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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9日-22日，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組織代表團赴日本太平洋咨詢株式會社參加為期兩周主題為“國際工程咨詢高質量發展”的專題研修活動。期間，日本政府經濟產業省貿易經濟合作局福永佳史課長發表“關于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的主題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內容，結合本次在日本研修期間的調研和思考，對日本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的相關政策及我國的應對措施進行探討。

一、日本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標準及實施情況

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是確保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非常重視推動實施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并取得積極成效，同時還積極倡議推動全球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標準，并倡議通過建立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以推動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

（一）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的基礎設施保障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是為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工程設施，是保障區域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運行的公共服務系統，是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條件，是實現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保障。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郵電、供水供電、生態環保、文化教育、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設施。在現代社會經濟運行體系中，隨著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基礎設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完善的基礎設施條件有利于推動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促進空間布局形態優化和資源配置系列提升。

基礎設施具有如下主要特征：（1）先行性。基礎設施網絡建設往往需要較長時間，需要適當超前；（2）基礎性。基礎設施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基礎性公共服務；（3）不可貿易性。基礎設施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往往難以通過進口貿易來解決，如難以直接整體引進機場、公路、垃圾處理廠等基礎設施，只能通過國內建設予以解決；（4）整體不可分性。基礎設施通常只有達到一定規模才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務。對于網絡型基礎設施，只有聯網達到一定規模才能發揮其規模效應。

基礎設施可分為經濟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兩大基本類型。經濟基礎設施（Economic Infrastructure），是用于提供經濟性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經濟性公共服務，是指保障經濟活動正常運行的公共服務。經濟基礎設施主要包括能源、交通、電信、農業、林業、水利、城市建設和生態環保等領域。在推進一國經濟現代化的初期，經濟增長是主要任務，基礎設施建設在傳統上主要指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因此，經濟基礎設施又稱傳統基礎設施。

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用于提供社會性公共服務，即為促進社會公正與和諧發展而為社會成員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包括基礎教育、基本醫療、社會保障等服務。隨著發展階段的提升，國家將更加重視社會發展，社會基礎設施在整個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地位不斷提升。

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必須有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做保障。基礎設施的投融資建設應有利于公共服務的提供。應從項目周期各個環節統籌各項活動，提升基礎設施建設及運營管理水平，為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奠定基礎，從而服務于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二）日本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成效顯著

日本是在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具有重要影響的發達國家，擁有高質量的基礎設施體系，相關經驗值得世界各國學習借鑒。

日本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集中于20世紀70年代前后，分為需求追隨型和需求喚起型兩種主要模式。日本在1955—1975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期內，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從需求喚起型向需求追隨型轉變的明顯特征。1975年起，日本經濟發展明顯減速，需求喚起型特征又重新出現，對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發揮了促進作用。

日本基礎設施建設既重視包括由鐵路、公路、港口、機場、工業用水以及通信、電力等經濟和生產活動所必需的服務及中間資產構成的“經濟基礎設施”，也重視由追求更好的經濟效率及生活質量、安全保障等社會服務所構成的“防災與環境基礎設施”、“社會基礎設施”和“生活相關基礎設施”，以及包括促進民間經濟發展的法律、制度和知識等服務在內的“制度基礎設施”和“知識基礎設施”。日本基礎設施的高質量發展，是涵蓋上述各類基礎設施的全面性的高質量發展。

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基礎設施的規劃布局，在具體項目的實施方面注重吸收民間資本參與，且非常重視基礎設施的運營維護和更新改造問題。日本在戰后經濟高速成長時期進行的大規模集中式基礎設施建設，逐步進入維護更新的高峰階段。日本政府一直維持對各類基礎設施的跟蹤監測，開展基礎設施更新的規劃設計，發揮政府、民間資本等各自優勢，促進基礎設施高質量運行。

（三）日本積極推動高質量基礎設施發展國際倡議

日本政府不僅將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促進本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將其作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工具，積極推動參與各國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并倡議按照國際標準實現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

基礎設施短缺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17年發布的數據，僅亞太地區2016-2030年期間每年平均需要基礎設施投資1.7萬億美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旺盛，同時面臨著政府債務規模擴大、生態環保及應對自然災害韌性發展等各種壓力。解決全球及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問題，需要各國政府公共部門、私營企業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共同努力。

日本政府一直重視通過國際發展援助（ODA）等手段參與相關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服務于日本外交的重要手段。日本過去的ODA因為帶有較為苛刻的附加條件而時常受到批評。近年來，日本政府特別強調與相關國家開展長期的戰略性合作，對外援助更加注重改善當地投資環境、實現技術轉讓、培養本地化人才等目標。

隨著國內外環境變化及國際競爭加劇，日本對外援助的內容和形式都在進行調整，突出特點就是強調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基礎設施“質量”問題，認為基礎設施需要“求質又求量”。他于2015年在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的致辭中，列舉了60年前日本在緬甸建造水電站的例子，回顧當時日本技術人員如何在巨蟒、大象、老虎棲身的密林中，建成巴魯橋水力發電站，經過數次增設和維修，該項工程至今仍然在使用，提供緬甸全國所需電力近兩成，成為實現高質量持續運營的典范。

日本政府強調，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在建造時可能顯得昂貴，但由于其易于使用和耐用，環境友好又具備抗災能力，從項目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具有較好的費用效益表現。日本政府宣傳的海外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成功案例，還包括使用日本技術減少用電的印度德里地鐵、蒙古烏蘭巴托鐵路高架橋和在松軟地基上修建高韌性的越南日本友誼大橋等。

日本政府近年主要通過APEC和G20平臺推銷其“高質量基礎設施”發展理念，且得到各成員國的普遍認可，形成國際共識。日本政府倡議提出的高質量基礎設施標準，也成為國際社會逐漸被普遍接受的國際標準。

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召開的第26屆APEC部長級會議發表的部長聲明指出，衡量基礎設施是否符合高質量的要求，主要關注三個關鍵因素：一是全生命周期成本，即要統籌考慮投資建設及運營成本，不能僅僅考慮節省建設期成本；二是關注環境影響效果；三是關注基礎設施是否具備安全保障，以及應對自然災害的韌性特征。

2016年9月4日在中國杭州舉辦的G20峰會，領導人會議達成如下共識：我們重申基礎設施投資應堅持數量與質量并重。我們歡迎11個多邊開發銀行提出的“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愿景聯合聲明”。我們強調：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非常重要，要綜合考慮全生命周期成本、經濟效益、安全保障、應對自然災害的韌性、創造就業機會、能力建設以及相互同意基礎上的知識及專業技能轉移；強調確保經濟效率的同時，處理好項目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并與當地經濟發展戰略相協調。這里，將衡量基礎設施質量的關鍵因素拓展到更廣闊的范圍，成為評價高質量基礎設施方面國際認可的標準。

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亞洲開發銀行等11家國際多邊開發銀行于2016年7月發布的“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愿景聯合聲明”，針對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內容主要包括：（1）通過項目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適應氣候變化、應對自然災害韌性實現經濟效率；（2）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3）加強能力建設，向當地轉移專業技能；（4）關注社會和環境影響；（5）與所在國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戰略相一致；（6）鼓勵通過采用PPP模式等方式激發當地活力。

2018年11月APEC第30屆部長會議再次聲明，高質量基礎設施應該包括5大核心要素：（1）開放、透明、財政健全，與當地發展戰略相協調；（2）具備經濟效益，能夠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包括考慮項目全生命周期成本及費用效益；（3）有利于促進當地高質量發展，包括創造就業機會、能力建設以及知識、專業技能的轉移；（4）社會及環境友好；（5）安全保障、適應氣候變化、應對自然災害韌性。相關倡議的達成過程中，日本政府一直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四）我國積極響應高質量基礎設施發展倡議

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同時也存在各種問題，如缺乏高質量的政策指導和系統性規劃，重工程建設、輕運營管理，結構性矛盾突出，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創新性和競爭力欠缺，對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保障能力不足，存在各種類型的瓶頸制約因素，基礎設施補短板的任務仍很艱巨。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破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是提升我國整體競爭力、跨入世界強國之列的緊迫需要，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選擇。

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需要制定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發展政策，編制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發展規劃，實施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政策、規劃和項目實施等不同層面滿足高質量要求。日本在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由日本最先倡導并在APEC和G20得到各成員國普遍認可的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相關理念，同樣得到我國政府的積極響應。中日兩國在推動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領域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二、日本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的提出及其實施狀況

日本政府近年來不僅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在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方面達成國際共識，而且積極推動通過建立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以落實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國際標準。研究日本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倡議的相關內容，對于完善我國國際經貿合作相關政策，促進中日兩國在國際基礎設施投融資建設領域深化合作，具有借鑒意義。

（一）倡議提出

2015年11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上發布“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投資亞洲的未來”，是促進日本海外基礎設施投資的一項戰略倡議，是服務于日本國家戰略，提升日本在國際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話語權的一項戰略選擇，是呼應日本政府推動在G20峰會及APEC提出高質量基礎設施5項評價標準的具體行動計劃。

日本提出推進其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最初主要針對東盟地區，提出到2020年在該區域的一系列項目上投入1100億美元，主要通過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和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來完成。為了配合美國推動實施“印太”戰略，日本進一步提出在2017-2021年間與亞洲開發銀行共同向印度-太平洋地區基礎設施項目投資2000億美元。

這項倡議后來逐步擴展到更廣泛的地區，成為日本基礎設施投資的全球性倡議。日本政府于2016年4月宣布與美洲開發銀行（IDB）攜手加大對中南美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把貸款額度從10億美元調增至30億美元。2016年8月，安倍首相在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上宣布日本將在未來3年對非洲再投資300億美元用于發展當地基礎設施等。2016年11月，安倍首相訪問秘魯期間，發布《日秘聯合聲明》，宣稱“在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達成一致”。在日方努力下，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秘魯峰會首腦宣言提及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有關內容。另外，日本還積極參與俄羅斯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除對新興經濟體加大投資之外，日本還謀求擴大對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2017年2月，安倍首相訪美期間，表示希望與美國就有關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框架展開討論，還構想動用養老金向美國基礎設施投資以及加強日美兩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合作。

（二）主要內容

按日本政府對“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的解釋，“基礎設施”不僅包括鐵路、公路、發電站等傳統項目，還包括石油、天燃氣、醫院等廣義項目，以及人才培養、法治建設等領域，旨在加強日本與亞洲各國“人”和“制度”的相互聯通。“合作伙伴關系”既強調日本國內的相關援助機構之間加強合作，也強調日本與國際金融機構、相關國家和區域之間的合作。該戰略以提升日本在海外重點地區和新興國家投資的競爭力和改善外部投資環境為主線，倡導構建人、物與基礎設施多元融合的互聯互通體系。

亞洲是日本推進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的重點地區，重點集中于三個層面：一是都市開發，如越南河內樂高科技園區建設、印度安得拉州新州都開發、緬甸仰光都市圈開發等；二是以交通基礎設施帶動區域開發層面，如印度德里-孟買產業大動脈規劃、菲律賓克拉克軍事基地舊址開發等；三是創造地區成長力的戰略走廊及據點開發，如緬甸土瓦地區開發規劃。

日本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計劃由日本外務省、經濟產業省、財務省和國土交通省聯合制定，具體實施依賴四大支柱：（1）充分利用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等機構擴大援助；（2）加強日本與亞洲開發銀行的合作；（3）對相對高風險項目實施資助倍增計劃；（4）落實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國際標準。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是日本對外實施ODA的主要執行者，承擔ODA貸款、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等項目。日本是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根據OECD開發援助委員會的要求，ODA的贈予水平不得低于25％。日本ODA援助貸款的固定利率在0.01％到1.7％之間不等。在日本提供的ODA貸款中，只有少數與日本產品綁定，被稱為經濟伙伴關系特殊條款（STEP），優惠利率為0.1％。

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是其政策性銀行，主要執行其他官方貸款（OOF)，業務包括出口信貸、進口信貸、對外投資、擔保，為日本企業在海外基礎設施建設和并購等提供貸款。

亞洲開發銀行是日本實施海外投資戰略的重要合作伙伴。日本通過整合亞洲開發銀行的普通資金來源（OCR）和亞洲開發基金（ADF），將亞行的融資能力提高50％，并考慮將來繼續實施增資計劃，進一步提升亞行的融資能力。

日本政府非常重視通過公私合作（PPP）模式，吸引私營部門參與其海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并通過在國際協力機構和亞洲開發銀行之間建立新的合作機制，促進公私合作PPP基礎設施項目投資；通過提供ODA貸款，支持發展中國家為PPP項目提供建設資金、財政補助和融資擔保。

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由日本進出口銀行和當時執行ODA貸款的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合并組建。日本進出口銀行通過發放貿易和投資相關的貸款及保險以幫助日本企業對海外項目進行投資。日本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經濟協力基金都可以對海外開發項目進行股權投資。日本還利用ODA資金與投資銀行合作創立政策驅動的股權投資基金，以推動私營資本進入亞洲基礎設施建設。

日本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計劃的主要內容如下：

1.通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推進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援助工作

（1）推進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援助

加強日本官方開發援助（ODA）貸款的吸引力，縮短行政審批時間，重要項目和一般項目審批時限分別為1.5年和2年。

推動私營部門投資融資。對符合JICA標準的項目，原則上JICA將在私營部門提交申請材料后1個月內開展評估工作。

引入“特別風險準備金”，預防高度不確定項目及政策和經濟環境不穩定的國家可能帶來的風險。

（2）鼓勵私營投資

擴大私營投融資項目范圍；加強JICA與私營金融機構合作；推進試點項目實施。

（3）增強日本援助資金的吸引力

與中高收入國家進行貨幣互換；設立以美元計價的日本ODA貸款；為符合高質量基礎設施標準的項目提供優惠貸款；為取得項目經營管理權設立日本ODA貸款；對向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提供的貸款，視具體情況免除當地政府擔保；JICA以金融與投資賬戶下資金幫助承包商尋找符合高質量標準的基礎設施項目。

2.加強與亞洲開發銀行（ADB）合作

（1）JICA與ADB合作設立信托基金，通過PPP等模式支持私營資本參與基礎設施項目。未來5年，JICA信托基金擬投資15億美元；

（2）未來5年，JICA與ADB將提供100億美元的聯合貸款，推進高質量基礎設施項目建設；

（3）日本政府、JICA與ADB定期進行政策對話，以推進上述舉措的順利實施。

3.通過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增加對高風險項目的援助

（1）要求JBIC進行特別操作，對能達到預期收益目標但具有高風險的海外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2）JBIC從當地金融機構借入長期資金，以滿足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本幣的需求；

（3）JBIC通過收購當地項目債券及伊斯蘭融資等輔助工具滿足海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資金需求；

（4）強化日本貿易保險機構（NEXI）的功能，通過設立以美元計價的交易與投資保險減輕私營部門壓力，并將投資保險期限從原有15年延長至30年；

（5）以日本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公司（JOIN）為平臺，促進相關國家城市交通發展；

（6）設立日本信息通信技術基金（JICT），投資海外通訊、廣播和郵政服務項目。

4. 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1）與多邊開發銀行（MDBs）建立合作關系；

（2）將日本先進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向全球推廣；

（3）在領導人級與部長級國際會議上提升并重申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性。

（三）核心訴求

日本提出的“高質量”和“伙伴關系”等理念，通過G20、APEC等平臺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并成為建設高質量基礎設施的國際標準。日本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及管理經驗受到各受援國的肯定。如日本東海道新干線自1964年開通以來，列車運行導致的車內死亡事故為零，成為日本東海旅客鐵道公司（JR東海）在海外推銷中的招牌；日本政府對于推進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高度重視，通過首相和閣僚大量外訪和積極推銷，承攬了多項海外基礎設施訂單。日本還通過各國駐日大使及強化議員外交等促進其戰略計劃的實施。其核心訴求主要體現為以下方面。

一是服務于日本國內經濟發展戰略。在少子老齡化及國內缺乏經濟增長點的情況下，對外基礎設施投資已被日本作為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2009年日本《新成長戰略》主張在亞洲地區綜合且戰略性地利用在基礎設施等領域中的優勢，促進日本經濟增長。2013年3月，日本在內閣官房設置由官房長官負責的“經濟合作與基礎設施戰略會議”，主要任務就是討論如何推推海外基礎設施建設。同年5月，日本政府制定“基礎設施體系輸出戰略”，提出到2020年海外基礎設施投資達到30萬億日元的目標。2015年11月提出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計劃時，安倍首相著重強調“亞洲預計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將達到每年100萬億日元”，表示日本要為“生機勃勃成長發展的亞洲”提供風險投資。日本希望通過高質量的海外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國際互聯互通，促進地區和平發展，并創造日本需要的海外安全環境，讓日本加入以及主導相關道路和港口等項目建設，增強對當地的滲入和影響，促進日本能源資源供給等戰略安全，以實現日本國內經濟發展戰略。

二是推動實施價值觀外交戰略。“價值觀外交”是日本政府長期奉行的外交戰略。早在1992年日本修改《政府開發援助大綱》時就提出要對日本的對外援助戰略進行重大調整，要著重援助導入民主化和市場機制的發展中國家。在小泉時代，日本就有意使用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將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區分開來，利用所謂價值觀標準鞏固其在建立東亞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在安倍第一任期和麻省時代，日本的“價值觀外交”理念逐步演變為“自由與繁榮之弧”和“俯瞰地球儀外交”，即打造從西太平洋經歐亞大陸的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歐直至西歐的“民主”國家聯盟。安倍多次向美國建議打造“亞太民主聯盟”，尤其力推美日印澳四國聯盟。在安倍第二任期，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概念，聚焦美日印澳四國聯盟，聯合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以強化日本在南海地區的影響力。為了服務于價值觀外交，日本于2015年將海外“開發援助大綱”修改為“開發合作大綱”，強化戰略性運用ODA，推動海外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日本認為亞洲是其長期經營的戰略重點地區，也是實現其政治大國戰略的發起點和重點地域。日本希望通過“高質量一攬子”基礎設施援助，提升其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親和力，增強其在地區事務中的主導力和影響力。利用“高質量伙伴關系”提升日本軟實力，促使受援國在價值觀上追隨日本。

三是應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日本希望利用其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高質量”優勢，積極推動將高質量基礎設施標準成為地區乃至全球標準，以應對“一帶一路”倡議。在2015年6月的巴伐利亞七國集團（G7）峰會上，安倍首相提出，不透明的投資標準有可能出現欠缺公正性的運營，強調“腐敗對策至關重要”，呼吁“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考慮到對人權、環境和社會的影響”。2016年8月，日本主導下的非洲開發會議所通過的行動計劃特別強調日本的援助優勢領域，如擴大地熱發電和下水處理等社會民生工程，凸顯與中國以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為主體的援助之不同，利用多種場合推介日本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計劃，強調與“便宜”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區別。在美國退出TPP的情況下，日本聯合另外10個TPP成員國重新開展CPTPP（全面先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談判，期待打造由日本主導、整合太平洋沿岸部分國家的經濟聯盟，推動實施高質量伙伴關系，強調“高質量”的基礎設施項目應重視環境保護、社會保障、債務可持續、勞工權利等問題，不被低價競標方案所“誘惑”；其“伙伴”主要面向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國家，但其他亞洲國家乃至非洲、美洲國家也可包括在內。該計劃的建設內容、覆蓋范圍、戰略目標、資金使用方式等與“一帶一路”倡議形成一定的競爭態勢。

四是推動全球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日本是OECD成員國，其人均GDP2019年達到4.13萬美元，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同時也是全球對外援助大國。根據OECD的建議，各會員國的官方發展援助（ODA）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應該達到0.7%。目前僅瑞典、盧森堡、挪威、丹麥和英國等少數國家達到這個標準。日本、美國、意大利等國均不足0.2%。日本政府提出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計劃，加大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力度，并努力推動將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作為各國遵循的國際標準，這些措施有利于日本加大對外援助的力度，促進受援國基礎設施建設，并確保實現滿足國際標準要求的高質量基礎設施發展。因此，日本政府推動實施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計劃有利于推動全球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

三、我國應對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合作伙伴關系計劃的措施建議

中國推動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與日本推動實施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計劃存在很多重疊和相似的領域，因此具有廣泛的合作基礎。中國可以采用更加主動的行動，引導和鼓勵雙方深化合作，為建立區域性及全球高質量基礎設施網絡共同努力。

（一）始終堅持以中日世代友好為主軸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遠親不如近鄰。從國與國的關系講，朋友可以選擇，但鄰居是無法選擇的，要世代相處下去。無論是從理智上，還是從感情上，我們都認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是全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大國，具有數千年的交往歷史，同屬東亞文化圈，這些特征使得中日世代友好成為唯一正確的選擇。

日本國內市場狹小，內需能力不足，發展經濟極為依靠外部市場，日本經濟結構呈現出突出的“兩頭在外”特征。長期以來，日本一直積極推動東亞地區經濟整合，因此應積極回應日本方面的戰略訴求，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通過營造良好的政治氛圍，推動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積累更多共識。

（二）鼓勵日方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

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具有廣泛的共同利益。盡管兩國部分產業和產品存在競爭，但這類競爭屬于正常的商業競爭，沒有涉及經濟安全、地緣政治等國家根本利益，且中日兩國在產業鏈層面的合作一直非常緊密，在“一帶一路”框架中的合作前景廣闊。日本一直堅持將“一帶一路”倡議與日本的地區戰略構想進行融合。安倍首相多次表示，“一帶一路”應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所代表的“自由且公平的經濟圈”進行融合，形成“覆蓋更廣、標準更高”的經濟合作體制。2017年底日美公開宣布共推“印太戰略”后，安倍首相積極主張將“印太戰略”和“一帶一路”進行融合。2018年1月，安倍首相在日本國會施政演講中表示，在與“共享價值觀的國家”合作、維護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前提下，“我們也將與中國合作，回應亞洲不斷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因此，可以通過加強政治溝通、密切經濟合作、增進人文交流等方式，不斷擴大兩國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實質性合作，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深入發展，為推進中日“一帶一路”合作營造積極氛圍、創造有利條件。

（三）共同推動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

追求高質量的基礎設施，是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共同訴求，同樣得到我國的高度認可。我國目前正積極研究推動國內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并提出要通過國際合作，推動實施高質量的“一帶一路”項目建設。因此，在推動高質量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方面，中日雙方有廣泛的合作基礎。通過共同推動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化解雙方在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計劃及“一帶一路”倡議中可能出現的分歧，攜手推進雙方共建全球高質量基礎設施網絡體系。

（四）積極推動參與第三方市場合作

第三方市場合作已成為中日雙方深化經濟合作的重要抓手。根據兩國達成的共識，開展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出發點在于：（1）中日兩國企業不應僅有“競爭”關系，同時也應該彼此攜手合作，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滿足基礎設施需求，解決相關問題；（2）中日雙方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滿足“開放”、“透明”、“經濟效益”、“第三方市場財政健全”等國際公認標準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在成本效益方面具有優勢，且能實現符合可持續性發展要求的效果；（3）建立實現三方共贏的合作模式，同時也能滿足第三國的利益訴求。

習近平主席與安倍首相在2017年11月11日越南峴港APEC峰會會談中提出，中日雙方應加強經貿合作，達成三點共識：（1）經濟關系是兩國最重要的基礎關系，雙方應在金融、食品安全、貿易、環境、節能、旅游觀光、應對少子老齡化問題等領域擴大合作，支持雙方企業開展多層次合作；（2）支持兩國企業在遵循自由公正規則的基礎上開展互利合作，共同開發第三方合作市場，實現中日兩國及第三國三方共贏；（3）兩國將共同探討如何對本地區及世界和平繁榮做出貢獻，包括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

2018年5月9日李克強總理訪問日本期間，雙方在東京重申要加強經貿合作，強調要建立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民間交流機制。通過建立中日高層經濟對話，建立跨部門官民合作機制，協商具體工作項目，舉辦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安倍首相在會談中再次重申雙方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應建立在確保“開放”、“透明”、“經濟效益”、“財政健全”等國際標準的基礎之上，務實推動具體項目合作。

2018年5月9日，中日雙方簽署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備忘錄，達成的主要共識包括：（1）中日經濟互補性很強，兩國企業各有所長。促進民間企業商務交流，在第三方市場開展合作，有利于促進兩國經濟深化合作，促進第三方市場發展；（2）同意建立第三方市場合作協商機制，以期推動跨地區、跨部門，促進民間部門參與的合作項目；（3）以推動民間企業參與第三方市場合作為愿景，深化中日雙方民間交流，鼓勵雙方企業界及地方政府參與“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4）在上述框架下，務實推進兩國企業第三方市場合作具體項目落地。

第一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于2018年10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1500余人參加本次論壇，是一次盛況空前的中日經貿交流盛會。雙方民間企業簽署52項民間合作備忘錄。安倍首相致辭指出：為了應對全球巨大的需求和解決各種問題，基于“開放、透明、經濟效益及第三國財政健全”等國際標準，積極推動與中方合作，實現三方共贏，日本政府決定與中國政府一道，為推進相關項目成為堅強后盾。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指出，日中經濟關系正從競爭走向合作。第三方市場合作將開啟雙方經濟合作新篇章。日本政府決定與中國政府一道，成為推動符合國際標準的高質量基礎設施項目的堅強后盾。李克強總理指出，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要發揮各自優勢，緊密攜手共進，實現三方共贏。國家發展改革委何立峰主任指出，中日推進第三方市場合作應遵循“商業原則、國際慣例”，發揮企業主體作用，同時要充分尊重第三方國家的意見，共同構造全新的中日合作新模式。中國商務部鐘山部長強調，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應遵循“企業主體、市場運作、政府引導、互信互利”的原則。

雖然日方反復強調在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中必須堅持“開放、透明、經濟效益及第三國財政健全”等高質量基礎設施國際標準，但這些標準同樣也被我國所接受和認可。因此，積極推動共同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是務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對接的有效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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