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證監會發言人稱，證監會正在積極推進優先股試點的各項制度準備，相關部委也正積極配合支持工作。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優先股試點不會存在行業限制，符合條件的企業都可以申請發行優先股。《上海國資》亦從某接近監管層人士處獲悉，目前優先股相關準備工作已經完成，只待相關部委會簽通過。
實際上，業內對于優先股的推出一直寄予厚望，并認為此舉將助力國資國企深化改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不僅可以為國資國企提供穩定的分紅收益，實現國資國企資源的有效循環利用，有效解決國有企業一股獨大的局面，還將優化國資結構、優化產業布局以及市場化激勵機制，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更有市場人士稱，若將優先股引進國資國企改革，其意義堪稱為“二次股改”。
化解“一股獨大”弊端
廣東金融學院院長陸磊接受《上海國資》采訪時表示，我國上市國企和國有控股企業與市場的矛盾始終存在。長期以來的政府干預、政企不分家，導致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自2005年實施股權分置改革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伴隨著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這種同股不同權的分置安排越來越影響市場預期的穩定和市場價格發現功能，使得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礎。特別是上市國有企業中擁有有大量國有非流通股不能入市流通，造成了公司股本結構中“一股獨大”的局面。“若是為了激活企業的競爭力，而不僅是為了壯大國有資本，那么引入優先股勢必將有效助力國資國企改革”。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亦認為，若推出優先股，可將存量的國有股部分轉化為優先股，使國有股適時實現退出；而引入民間資本，就可帶動國有企業的活力，有效提升國有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和經營效率。
陸磊解釋稱，在募集普通股的時候，會遇到同股同權的問題。例如一家國有獨資企業，如果只是把10%的普通股讓渡給民間資本，那么事實上民間資本在這個表決權方面依然處于弱勢，客觀上是做不到同股同權的。
而優先股相對于普通股的特點在于，作為權益資本它并不具有表決權，而只有優先獲益權。公司實現利潤，要首先保障優先股股東持有人的分紅收益，這種分紅收益是以約定股息率的形式發生和存在的，因此要予以保證。但只要在一定范圍內，將部分國有股轉化為優先股，不僅不會對國有企業經營造成干預，還能有利于改善國有上市公司的股本結構，緩解“一股獨大”帶來的內部人控制、業績釋放動力不足、效率低下等問題。
陸磊預計，通過漸進式的安排，不排除未來一段時間優先股在國有股中的占比縮減到非控股狀態。有些完全需要國家壟斷的命脈性行業可以采取國有控股的方式，但帶有競爭性、盈利能力較強的企業可以讓民營資本參與，使其獲得相關盈利回報。因此，通過優先股作為跳板，降低國有股的控股權，并使得這類企業變成綜合所有制企業，從而充分釋放企業活力，參與到國際化競爭中。
打通優化資金配置壁壘
董登新表示，優先股的應用非常廣泛，既可以作為公司創立之初的出資手段，也可以作為公司成長過程中增資擴股的融資工具，還可以作為上市公司再融資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國資國企利用優先股這種工具，可以在重組、并購、上市等方面可輕松獲得融資，進而配合國資國企的產業升級。
據了解，目前多數國企、央企受限于政策壁壘，遭遇融資難的問題。比如，企業債務融資過程中，就存在著融資比例的限制。首先，根據國家發改委、證監會和中國銀行間交易商協會的規定，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企業債和公司債等直接債務融資余額不能超過企業凈資產的40%。其次，按銀監會規定，商業銀行對單一客戶貸款和購買其債券授信總額與資本凈額比之和，最大比例不超過15%。再有，根據國資委的規定，如果是大型央企，資產負債率上限一般是75%。我國企業特別是大型中央企業集團都必須要同時滿足這三個比例。
因此，對于那些已經觸及或者快要觸及融資比例限制紅線的企業來說，發行優先股進行融資將成為一種新的融資出路。
申銀萬國提供的調研數據顯示，目前已上市的中央國有企業中，資產負債率超過75%的大都分布在建筑建材、公用事業、金融服務、化工、機械設備、交通運輸等周期品行業。近年來，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這些周期品行業估值系統性下行，股價表現整體較為低迷，估值始終在低位徘徊，在股票市場上融資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因此，董登新認為，資產負債率較高、同時股票融資難度較大的國有企業可選擇發行優先股作為新的融資渠道，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其融資困難帶來的一系列經營壓力，有助于改善其本身的困境。
實現穩定股息收益
毋庸置疑，關于國有股轉化為優先股的利弊，目前仍存在一定的爭論。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提出，從優先股權利保障上來看，優先股和普通股是相對的，由于優先分產和分利而使其喪失了表決權。從優先股流動屬性上來看，人們購買股票最重要的前提是具有流動性、能夠掛牌交易，但優先股不具有流動性，如果國有股都轉成優先股，那么國有資本退出、國有資本戰略性重組以及國有股東通過資本運作和調整實現國家戰略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也就達不到了；國有股變成優先股而退出流通領域，最終亦會使國有股固化，這對國有股東的發展來說是一條死路。
但董登新則認為，只要控制國有股轉為優先股的比例，國有股依然掌握話語權的。在國外，亦會對一個公司發行的優先股比重進行一定的規定。因此，國企改革實踐中，可以對不同類型的國企規定不同的轉換比例限制。對于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國有企業，優先股轉換比例可能要相對有所限制，可以放寬至國有普通股保持絕對控股地位（國有股控股比例超過50%），例如銀行、中石油等企業。
而對于一些競爭型企業，可以加大放寬優先股的轉換比例，使國有普通股保持相對控股地位即可。
如此一來，不僅解決了國資國企控股權問題，同時還可為國資國企增加固定的股息收益。
關于這一點，陸磊也提到，部分國有股轉換成為優先股有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目前上市國有企業股權資產規模巨大，但每年得到的股息卻遠遠低于投資國債的收益和銀行的存款利率，有些國有股權甚至完全不享受分紅。部分轉換成優先股之后，就可以享受固定分紅，股息率將大大高于現有水平，有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建立有效激勵機制
陸磊認為，在上市國企多元產權中，國有產權處于控股地位，即國家對國有企業擁有控股權。正是這樣的控股權，企業才成其為國有企業。國有股權、非國有企業股權，實際上的地位和權力是不同的。“一旦引入優先股，國企原有的用人機制將被打破，從而帶動激發國有企業的活力，使其更有生命力。”
董登新認為，若把部分的普通股轉為優先股，可能會導致董事會的席位在結構上會有變化，如國資委派出的董事席位會略有減少。現在很多國企的董事長就是總經理，但未來有必要實行職業經理人的制度，國資派駐的高管和職業經理人最好相對隔離。“國資派出的管理人員不一定非常懂市場，但職業經理人要對市場有非常強的駕馭能力，以此帶動企業自理結構的調整。”
“如果引進社會資本，那么法人治理肯定會發生改變。如果朝著改革的方向走，未來部分行業中民間資本的比例越來越高，我們有理由認為在董事會，經營班子中，作為這部分資本的代言人，選擇權應該有所提升。”陸磊表示。
（本文章摘自《上海國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