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的中國改革進程中，國企改革一度被稱作“最難攻克的堡壘”，機制僵化、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政企不分、政資不分、動力不足……諸多體制難題長期困擾著國企。
而重慶差點兒拖了全國國企全面脫困的后腿： 2000年后全國整體扭虧為盈，但重慶國企卻仍有70%的嚴重虧損，國有資產負債率高達80%以上，其中一半是壞賬。
困境面前，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還是束于桎梏，灰飛煙滅？
當然是重生！在浴火中重生！！重慶絲毫沒有猶豫地做出這樣的選擇。
10多年來，重組、上市、監管創新成為重慶國企改革的關鍵詞。改革，讓重慶在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更富效率的實現形式的進程中，迎來了“新國企”方陣。
如今，國有企業已成為重慶經濟社會的中流砥柱——目前，44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與2003年市國資委成立時相比，資產總額、凈資產、利潤總額分別增長11倍、8倍、12倍。重慶國資初步形成了適應重慶經濟社會發展的工業、基礎設施、地方金融、商貿物流、生產服務等五大板塊。
重慶國企改革取得的成就，今年初就得到時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現任國務委員王勇的肯定：“重慶國企在探索中發展，有理論有實踐，為全國地方國企改革樹立了旗幟、樣板。”
三大重組激發企業內生活力
翻開重慶農商行2013年中期報表，你會發現，在9家H股上市的中資銀行中，重慶農商行堪稱是一匹名副其實的“金融黑馬”—— 截至2013年6月末，作為反映企業經營狀況和營利能力的重要指標，重慶農商行的資產增幅、客戶存款總額增幅、凈利潤增幅、凈息差和撥備覆蓋率等5項指標均位居9家H股中資上市銀行首位。同時，反映重慶農商行資產質量的兩項指標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連續5年保持“雙降”，資本充足率在H股中資上市銀行中名列前茅。
如今，重慶農商行已經成功躋身世界銀行500強、中國企業500強和《福布斯》全球企業1000強。
這些，對于10年前的重慶農商行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
10年前，包括重慶農村信用社在內的5戶金融企業，曾是中央金融管理層的“一塊心病”，更被銀監機構定為金融高風險地區：不良率超過50%（賬面35%-48%之間），管理混亂，案件頻發，股東急于脫身，瀕臨破產，老百姓存款安全得不到保障。
按照國務院關于地方政府必須承擔起風險處理責任的要求，這些金融企業在多輪重組下均不成功。
如何激發金融企業內在活力、催生發展動力?
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廖慶軒給出的答案是：調動國有資本進行重組。
在市政府主導下，重慶市對五戶金融企業實施了“三項重組”：
債務重組，通過渝富集團以市場化手段買斷壞賬變為股東，剝離債務，降低不良資產率。
資本重組，通過國企資金入股控股，帶動香港大新、重慶南方、重慶隆鑫等進入，優化股東結構，增強資本實力。
班子重組，選派得力干部進入經營管理層，優化治理結構，規范經營管理。
重組讓企業實現了“一舉三得”：
一是五戶地方金融企業起死回生，重煥生機，目前已全部成為西部同行業第一。
二是地方金融風險有效化解，增強了金融服務能力。對農戶和中小微企業的貸款余額占全市比重已達80%，對“八大投”的貸款余額僅占其貸款余額的1.9%。
三是改善了重慶的金融生態，增強了重慶的區域競爭力。目前重慶已經是全國金融生態最好的地區之一。
2010年重慶農商行成功登陸香港H股主板，成為全國首家上市農商行、首家境外上市地方銀行，即是明證。
直轄之初，在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社會資金不愿進入，以重慶高速為例，重慶高速每公里投資是東部地區的2-3倍，而車流量只有二分之一，甚至更少。
而政府財力有限又不能舉債赤字搞建設。如何將基礎設施的欠賬補上去，為重慶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硬件設施？
答案還是重組。
為此，重慶先后組建了8戶投融資企業。近10年,“八大投”累計投入5413億元,共承擔了2000多公里高速公路、4000多公里高等級公路、10余座跨江大橋、143公里軌道交通和主城公租房、重大公益設施、供排水和水利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的建設。
同時，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市場主體”方向，重慶繼續打造“八大投”：一是建投和高投集團已轉型為工業、旅游企業，水投集團與水務股份已實現整合。二是現5戶企業已擁有一批優質金融或實體企業的股權，其中水務集團的主體板塊和城投集團的部分板塊已上市。三是高速公路、供排水等已建成并具備持續盈利能力的部分項目,已與非公企業開展了大量合資合作。
更重要的是,現有5戶投資集團資產負債率僅為57%，扣除政府性負債350億元外，負債率只有53%，銀行信用全部為2A以上并共儲備土地29萬畝，對外股權投資266億元，去年實現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等營業收費171億元。依此三種渠道足以平衡其負債，而且還可以獲取一定數額收益，作為今后幾年投資的部分來源，實現“當期可承受、未來可持續”的目標。
銀監、審計等機構在進行多次專項檢查后，對重慶“八大投”作出“資產負債合理、五個注入到位、資源配置充足、資金管控嚴格”的評價。重慶基礎設施板塊企業的運作管理方式，更被世界銀行評價為“欠發達地區城市建設可以借鑒的樣板”。
對于傳統工商企業，重慶還大規模推動重組整合，優化資源配置。近年共實施了實施上千企次的重組整合，縮短了管理鏈，減少了“出血點”，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實現了資本向優勢行業，資源向優秀企業，政策、資金等向優秀產品集中的“三集中”。
通過一系列改革,重慶市國企內生動力有效釋放。2012年，市屬國有經營性企業實現經營利潤245億元，同比增長20%;投融資企業完成投資額940億元，上繳財政土地收益220億元；工商及服務業板塊1/3進入中國500強。
整體上市解決國企發展難題
10月25日，重慶銀行在香港公開發售股權。11月6日，重慶銀行在香港聯交所正式掛牌交易。
在準備5年之后，重慶銀行的IPO終于成行。業內認為，重慶銀行赴港招股，將拉開新一輪內地銀行赴港上市的大幕。
“5年來，重慶銀行上市的戰略并沒有因其中的一波三折而改變。”重慶銀行有關人士表示。
事實上，在H股之前，重慶銀行一直在做A股上市準備。早在2007年就已遞交了A股上市申請，但因各種原因上市計劃被不斷延期。
2013年8月，重慶銀行正式向香港聯交所遞交了上市申請表。
根據重慶銀行的招股文件，重慶銀行此次發行的股份數目約為7.07億H股，募集資金規模將不會超過46億港元。此次發行股票所募集的資金扣除發行費用后將全部用以補充公司的資本金。
重慶銀行的成功上市，只是我市推動國企上市的一個縮影。
“過去10年的國企改革，主要圍繞‘扭虧脫困’的主旋律，取得了顯著成效。新一輪國企改革，主攻方向是‘市場化’。而推動整體上市，正是深化國企改革的基本路徑。”重慶市國資委黨委書記胡際權稱。
來自重慶能源集團的消息稱，該集團子公司有3家啟動上市準備工作,重慶燃氣正在積極推進上市進程，巨能公司和順安公司也啟動了上市前期準備工作。與此同時,集團也在積極準備整體上市計劃。
重慶市國資委成立以來，以改革為抓手，在推進企業進行公司制改革的同時，堅持整體上市的國企改革路徑。“通過上市，促進了這些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了優質資源向優質國企集中，解決了國企發展中的資金瓶頸問題。同時，抓住整體上市這個綱，國企深度的機制轉換、企業發展、市場監管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廖慶軒表示。
2010年3月29日。重慶水務(601158,股吧)集團以高于發行價4.01元的開盤價格,成功在A股上市，一舉成為重慶市國內A股市值最大的國有重點企業。
細細算來,重慶水務集團從成立、改革到上市,不到10年時間,就完成了漂亮的“三級跳”：成為一家市值突破了500億元大關的上市公司，一舉成為具有供排水一體化產業鏈和廠網一體化競爭優勢的國內最大的專業水務上市公司；成為重慶市國內A股市值最大的國有重點企業。
數據顯示，重慶市國資委共推動了8戶集團整體上市，川儀股份、建工股份、醫藥股份也正加緊推進上市進程。目前, 重慶國有或國有控股的上市企業已達13家, 位居中西部12省區市首位，且無一家ST公司。
“通過上市，推動企業實現了脫胎換骨。”重慶國企改革曾經的操作手、現任西南證券(600369,股吧)董事長崔堅稱。
此外，上市也推動國資監管從原來單一的出資人監管進入到“六位一體”的市場監管。即除出資人監管外，還引入證監會為主的監管機構的監管；引入了交易所、協會等自律機構的約束；引進了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督導；引入了機構投資者、中小投資者用腳投票的倒逼機制；也引入了各類媒體的輿論監督。
有專家表示，以整體上市為重點的國有資產“證券化”改革，極有可能成為我國經濟改革中下一個最具效率、最具推動力的改革領域。
多種主體形成國企新格局
中國式改革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思想的爭論與多方利益的羈絆博弈。近些年來，有關“國進民退”“國退民進”的爭論一直未停止。
重慶國有企業的強勢發展，一度讓市外一些民營企業感到不公，一些人直斥重慶“大搞國進民退”。
其實，重慶不是“國進民退”，而是“國進民也進”。重慶近年來非公經濟占全市GDP的比重，由1997年直轄之初的26%提高到目前高于63%。重慶國資迅猛擴張的這幾年，也是重慶非公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
不僅如此，通過股權合作，國企資產中的非公比重已達46%；通過產業帶動，目前，有13.2萬戶非公企業與國企形成了產業鏈合作。
一方面，重慶國資通過增值收益上繳財政，普遍降低了稅率，起到藏富于民的效果，另一方面，重慶國資承擔了基礎設施建設等諸多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為民營經濟增長提供了機會。
專家認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同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推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共同向前發展的兩個有力引擎，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會造成發展動力的偏廢，導致基本經濟制度的結構失衡。
推動“國民合作”，形成“國民共進”之勢已成為各方共識。
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傳統的合作，主要表現為上下游產品買賣的市場合作，這種單一的合作形式并不能有效地促進兩者資源的更深優化，難以激發出更多的合作效率。在市場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下，股權、技術、產業等層面都可以成為雙方合作的有效途徑。
重慶高速集團就是國企實施股權多元化改革、推動非公經濟共同發展的案例之一。
重慶高速集團2010年在啟動新千公里建設時，為突破融資瓶頸,通過實施股權改革，采用BOC+EPC模式。即投資人對項目部分股權進行投資，股權比例不低于40%時，可允許投資人對項目工程進行總承包。
通過此模式,重慶高速集團成功招商引資新千公里項目12個，總計組建完成9家合資公司，總里程683公里，總投資701億元。共引入對方資本金79億元，由合作股東方提供差額擔保18億元，減少集團直接負債527億元。
實施股權多元化，不僅解決了資金難題，也讓建設方作為股東的總承包人，與工程質量拴在一起。若高速公路質量保證不了，那么直接關系到今后對該項目的經營效益。
在實施股權多元化方面，重慶高速集團還積極探索。如在重慶高速公路服務區，引進了一批有特色的經營類非公企業,如梁平張鴨子、重慶市浙嘉貿易有限公司、重慶市雙河絲綢有限公司、重慶市飛洋飲食文化有限公司，使得服務區服務層次更為豐富。
與此同時，重慶國企還積極為民企和外企配置資源，“渝新歐”國際鐵路聯運通道的開通便是例證之一。
這條由重慶交運集團主導開通的貨運通道全程只需兩周左右，比海運快20天以上，但成本相當，服務對象主要是民企和外企。
在產業合作方面，重慶國企探索產融結合的發展路徑，以工業企業和國有地方金融機構共同成立小額貸款公司，專門服務產業鏈上的民營企業、小微企業。
據悉，目前重慶已經有四聯、建工、化醫等企業大型國有工商企業牽頭成立了小額貸款公司。這樣，重慶國企不僅給資金緊缺的民營企業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也加快了國有制造企業的產品周轉速度，增進了雙方的運行效率。
北部新區信匯產融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就是重慶輕紡集團去年成立的具有國資背景的小額貸款公司，可為重慶輕紡集團上下游配套的幾百家中小企業輸血。
近年來，市屬國企已從紡織、食品、冶煉、水泥等行業有序退出。市屬國有重點企業所屬二級及以下企業95%實現了產權多元化，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互為依存，相生相伴。
此外，重慶國企積極實施“走出去”，通過并購等方式參與全球資源配置。
近年來，重慶實施了發展境外優質糧油基地，收購澳大利亞磁鐵礦、英國精密機床技術、加拿大藍寶石工廠、法國湯姆遜半導體研發團隊、德國薩固密集團、美國直升機項目等重大項目，有的已回投重慶實現產業化。
重慶實施走出去實際操作中，始終堅持了“三個必須”，即必須立足重慶產業短板和企業短板，重點圍繞戰略性資源和高端技術并購開展；必須堅持“走出去”與“走回來”相結合，走出“走出去”并購，“走回來”彌補產業缺陷、提升產業級次、帶動多種經濟發展的“一石三鳥”模式；必須有全面客觀的政治、文化和經濟風險評估報告，堅持量力而行、風險可控，有一組國際知名的中介機構參與。
重慶市的國企改革發展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和國務院國資委的充分肯定。國務院國資委評價為“重慶的做法很好，很全面，有力地回答了當前社會上的不實評論。值得系統總結和全面推廣。”
多項舉措構建國企監管“防火墻”
短短10多年時間，重慶國企實現重生，專家認為，這與重慶國資委推動國資監管思路嬗變分不開。
隨著國有經濟的進一步放開搞活，國資監管機構的職能發生了“監管國企——監管國資——監管國有股權“的動態演進。
在新的環境和形勢下，需要新的國資監管思路。重慶市國資改革正是這種國資監管思路轉變的寫照。
重慶在推動國資發展中，創新國資監管模式，在全國率先實現司法訴訟資產進場交易，受到中紀委和中央有關領導的充分肯定；對出資企業建立了產權管理、財務管理的信息化系統，實行風險預警提示制度，較好地控制了風險。
同時，重慶還對出資企業開展資產評估，經濟責任審計，財務決算審計，改制、工程等專項審計中，實行由國資委委托中介機構，由國資委支付費用，解決了提升中介服務的公允性及中介機構對國資委負責的問題；建立了“外派內設”監事會制度，加強董事會建設，不斷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
與此同時，對“八大投”按照獨立承擔民事主體責任，“公共目標、市場運作”的方式管理，遵守“五三三”原則，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企業風險。
即在政府注入土地、國債、存量資產、稅收、規費等五方面資源，與下達的公共性任務相匹配，要求重慶國企業必須做到“三個不”、“三個平衡”：
首先，重慶市財政不直接為八大投資集團融資擔保。假如“八大投”要借100億元，重慶政府擔保，那么“八大投”的風險全部變成了重慶政府的債務，這行不通。“八大投”之所以能在市場上融資，是憑借它們自己的資本金以及成功的商業運作，能夠有這個信用去借到300億元、500億元的錢。
其次，“八大投”之間互相不能擔保。因為互相擔保，會掩蓋矛盾，某個集團的情況很好，就會為別的集團做擔保，等到一個集團出現問題，就會把八個集團都拉下水，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要防范。
最后，專項資金絕不互相挪用。因為投資集團中有些資金，是中央給的專項資金，在一個集團內，哪怕這個資金放在賬上還有余，暫時還用不了，而別的項目可能資金很緊，也不能交叉混用。
同時，要求國企做到三個平衡：承擔債務和注入資源平衡，資產和負債平衡，企業現金流要平衡。
在監管體制創新方面，重慶也充滿了智慧。
重慶的國資管理體制，可以概括為：實行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相結合；實行工商產業、地方金融等經營性資產“一體化”管理。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長許保利評價說，過去國企搞不好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一點是管生產的、管資產的和管人事的分別屬于完全不同的部門，所以這個企業的死活，誰也管不了。
重慶市國資委并不會對國有企業發展方向上做過多的干涉，重點鎖定在風險監管上。
這種體制成功破解了企業想融資融不了、想破產破不了、想搬遷搬不了等國企改革的“死結”，使得重慶市國資委可以在其監管范圍內為重慶國資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最大限度拓寬國有資本的運轉空間和效率，提升國有集團整體協作能力，還為重慶國資拓展了資金、資源、人才的配置空間，推動了集團間的“抱團發展”，促進了優秀企業家的成長。
“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推進國企轉型升級發展的必由之路。”胡際權稱，按照重慶市委四屆三次全委會的決策部署，下一步，將把轉變職能、簡政放權與進一步健全完善國資監管體制機制結合起來，圍繞“科學監管、依法監管”的要求，切實提高國資監管效率。
國企改革未有窮期
“增強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發展活力。”今年7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省武漢市主持召開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就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時明確表態。
這既亮出了公有制經濟不容動搖的底線，也凸顯目前國企改革活力仍然未能充分釋放的現實；既是對過去十年國企改革實踐的總結，更是對這場改革未來方向的進一步明確。
對重慶市屬國企來說，這10年來已經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破浪前行，企業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重慶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我市改革發展正處于最關鍵時期，更要發揮國企的特殊作用。”胡際權稱。
但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重慶國企改革遠未結束。從總體上看，重慶仍屬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仍處于欠發達階段。因此，重慶國企為經濟社會發展投入較多，企業自身發展不足，仍在五方面問題：
布局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調整，治理結構有待健全完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負擔較重，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國資監管體系、專業化程度和效率有待進一步創新和提升。
目前重慶市國資委已提出下一步深化市屬國有重點企業改革發展的路徑和目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全面深化國企改革，堅持把整體上市作為深化國企改革的基本路徑；積極穩妥推進歷史遺留問題綜合改革試點，廣泛引入各類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推進股權多元化發展，切實提高國企治理結構運轉效率，改變企業管理“半行政化”狀態。
構建市場化運作機制，通過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加快企業整體上市等，多渠道增加企業權益資本；健全市場化風險防控機制，堅決避免超過財務承受能力、過度依賴負債的項目上馬，確保風險可控。
推進戰略性結構調整，逐步加大競爭性領域國有資產退出力度。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大力推進國有企業重組和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向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優勢企業集中。
拓展開放廣度深度，在完全競爭領域，加大引進民資、外資力度和轉讓；深化與世界500強和中央企業的合作，提高合作層次和質量；積極穩妥實施“走出去”，注重對重要資源和關鍵技術的獲取，加強境外投資監管，有效防控對外投資風險。
深化國資監管體制改革，如今，重慶國資正朝著“監管一盤棋”、“服務一盤棋”、“發展一盤棋”的方向抓緊推動。
發展無止境，改革無窮期。
相信在新的發展平臺上，重慶國企將開啟新的征程，將承載著強國富民的“中國夢”，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本文章摘自“華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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