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學習時報》記者對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韓保江的訪談。）
記者：當前，如何進一步去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一個頗受關注的問題。如何去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哪些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去完善？
韓保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根本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完善和優化所有制結構。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根本目的是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格局的形成，并利用“鯰魚效應”促進國有經濟發展。當前，最關鍵的是進一步調整國有經濟結構，深化國企改革，促進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相適應。歐盟、美國等國家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覺得我們的國有經濟、國有企業里有很多政府的因素，把國有企業看做是政府調控的延伸，認為我們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國有經濟發展中存在的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問題，如國有壟斷造成的不平等競爭。因此，今后一個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關鍵、最根本的仍然是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把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打造成最堅實，最能體現社會主義市場優越性，最有影響力、帶動力、控制力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
記者：我們國企改革改了三十多年，基本情況是怎樣的？
韓保江：國企改革已經歷了三十多年，從 1978年到 1982年搞“放權讓利”，1983年到1986年搞“利改稅”，1987到1992年搞經營承包制，1992年到200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把股份制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再到2002年至現在在國資委的推動下進行的國有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國有經濟基本上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和未來可能形成主導產業的領域集中，向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集中。同時把絕大多數競爭性領域讓給了民營經濟，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在這種格局下，不僅國有經濟規模不斷做大，民營經濟也取得長足發展。也正是基于這個基礎，我們才比較泰然地應對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國有經濟在這十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發展中，作用和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但現在又走到了一個思考國有經濟改革發展的新節點，即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國有企業改革如何進一步深化。
記者：那么在國際金融危機后這個新的節點上，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又面臨哪些新的問題？
韓保江：危機后，世界經濟形成一個“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一是以北美為代表的世界區域經濟；二是以歐盟為代表的歐洲經濟；三是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這群雄逐鹿的國際新格局里，中國的作用和影響是突出的。在新興經濟體中，中國塊頭最大、發展最快、制度最鮮明，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經濟體，未來向何去？支撐中國經濟的經濟體制向何處去？經濟體制中，最有特色的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向何處去？國有企業不僅要捍衛我們的社會制度，更重要的是怎樣使中國三十多年的發展道路及發展經驗，在全球更有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核心的是國有經濟要立得住，不僅要經得住像1998年、2008年這種風雨的考驗，而且效率、創新、管理、比較優勢都要更卓越，要真正承擔起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根本使命，這是考驗國有經濟很重要的一個試金石。
記者：如何進一步改造我們的國有經濟，改革我們的國有企業？
韓保江：在國際金融危機后思考國有企業，我認為決定國有企業命運的有四個根本問題。
第一是推進國有經濟結構進一步調整。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賦予的關系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作用，使之成為關注公共利益的新型國有經濟。社會上對國企壟斷、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國有經濟的攤大餅式的擴張式發展路徑，是有批評的。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重新定位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前提。
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重點干好三件事。一是國家的安全和穩定。二是調控和引導，國有經濟是國家影響社會資源配置的一個手段、是黨和國家宏觀政策的先行官，要切實作為政府實施經濟政策、落實黨和國家發展戰略的工具，對社會資源的配置和流動起到示范、引導、促進作用。三是支撐和服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私人資本社會資本的作用，在私人資本社會資本無法發揮作用的領域再激發國企的功能，形成國有經濟跟民營經濟、非公經濟，互相搭配、互相競爭、互相促進的格局，激發各方面的活力。
要走出國有經濟比重越大、國有資本規模越大，社會主義屬性就越強的認識。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應該是多樣化、混合型的。國有經濟今天的成就，與私營經濟的充分發展密不可分。正是有了私營經濟的充分發展，消化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分流的大量下崗分流，社會才穩定；轉型流失的稅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補上的。正是民營經濟的競爭使國有企業產生發展的壓力和動力。所以，國有經濟收縮戰線的目的是給民營經濟一定的發展空間，形成了一個相互平等競爭的市場態勢。現在，有些西方國家重提國有化，這不是空穴來風，因為上世紀70年代的改革是私有化，這種新自由主義帶來了90年代的繁榮，但也埋下了國際金融危機的隱患。在解決此隱患時，倡導國有化，這不是簡單的復歸，而是一個螺旋式變遷的過程。
第二是推進國有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絕大部分都已上市，但大都是半股份化。即通過一個集團公司，下邊鑲嵌著若干上市公司，這樣分公司是市場化的，母公司是國有獨資，是行政化的。獨資的國有企業和市場化、股份化的私有企業之間的摩擦，不協調的問題相當突出。推動投資主體多元化，重要的是集團公司的市場化。即在集團層次引進戰略投資者，引進非國有投資主體，把集團層次真正改造成公眾的，向社會公開的公司。子公司是市場化的，只有把集團公司也市場化，按市場規律運作，國有企業才能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實現集團層次改造這一縱深過程，關鍵要解放思想，可以采用控股的方式。通過不同的國有企業共同參股，引進一些大的國外投資主體成為股東，來破解過去相對封閉的融資方式。
第三是完善公司內部的法人治理結構。多元化的結構要通過公司內部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來落實。要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股份制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現在國企法人治理結構最大的問題源于過去按企業法注冊的集團公司和按公司法注冊的下屬二級公司間的矛盾，產生“老三會”和“新三會”交織打架的問題和“三心二意”的矛盾。按照企業法，“老三會”是黨委會，職代會，工會。按照公司法，公司制企業的“新三會”是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因此，“新三會”如何去接受黨委會的領導、職代會和工會的監督，現在為止仍沒有很好的破解，容易造成權力真空，新舊治理結構之間缺乏相互制約、相互負責的監督制衡系統。
破解這個問題，要按照現代管理授權的原則，理順兩個根本關系，一是縱向的委托代理關系。厘清企業內部的委托代理關系，在企業經營管理者代表國資委來經營管理國有資產時，權力授受一定要清楚，堅持權責統一。二是橫向的權力制衡關系。企業內部重要負責人之間，要相互監督，相互制約，而又不能相互扯皮、推卸責任。
圍繞這兩個關系進行合理嫁接，要有主和輔，強調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這一結構。黨委會和董事會可以嫁接在一起，職代會可以和股東會嫁接在一起；如果職工入股，或購買公司股票，職工代表就可以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工會也是如此。具體的人可以交叉任職，如黨委書記可以當董事長。通過雙向進入，促進老三會向新三會嫁接、靠攏，形成一種符合現代公司要求的新的三會一層的有效的民主治理結構，打破權力崇拜。
第四是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即讓企業管理者勤懇地守護國有資產，實現保值增值，同時守護好職工、企業和國家利益。這需要給企業經營管理者設計一個制度框架，讓他沒空子可鉆，又有任務，有責任，有監督，有約束，同時把他的利益和國有企業的發展統一起來。首先要研究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人格需求，滿足他的物質欲望和精神訴求。要建立一個經營管理所得與經營管理能力投入相匹配的薪酬水平：一是推廣年薪制。即基本薪酬+獎勵薪酬，讓他的經營成果、經營努力和最后回報相一致。二是推進股權激勵。通過股權激勵，讓他感受到現在的努力跟長期的收益間的關聯性，更為關注企業的長久利益。另外還應關注國企老板退休后的待遇問題。
總之，完善從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到國有企業內部產權結構調整，到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調整，到激勵約束機制的四位一體建設，國有企業才能真正成為最堅強、最有力、最能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的經濟基礎。
記者：現在國企改革還面臨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國企內部如何分配，這是社會普遍非常關注的，對此您怎么看？
韓保江：國企內部的分配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的利潤，特別是借壟斷力量獲取的超額利潤的分配問題。因為國有資本的主體是全民，國有企業的資本利潤應回報社會，實現普惠性，通過國企和財政部門的預算關系，提高利潤上繳的比例，提高公共財政的服務能力，給老百姓帶來真正的福利。二是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者和普通職工，特別是一線職工的分配關系。為了調動經營管理者的積極性實行了年薪制，但職工收入也要和企業發展統一起來，把職工的貢獻、收入和企業的發展掛鉤。職工的工資應與經濟發展的速度、通貨膨脹掛鉤。另外要特別重視企業內部正式工和農民工之間的分配關系。只有這些分配關系都協調好了，才能使各主體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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